徐湖平去世,国宝流失的真相能否被掩盖?
徐湖平在监狱中去世,享年81岁,消息一传出,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认为他“运气不错”,幸好没等到判决就离世;有人则质疑“死无对证”,那些被揭露的贪污与国宝流失的证据,是否会随着他的死而烟消云散。“剧终”的说法更是不绝于耳。然而,仔细想一想——作为省级博物院的院长,他领取着死工资,却住在单价超过四万的独立别墅,室内摆满了古玩珍品。这些财富从何而来?又有何人给予他如此的胆量?难道一人的死亡就能将这一切了断?
“死无对证”这四个字,正如帷幕下最黑暗的那一幕。官方发布的关于“受贿”的通报,与举报者所提到的“盗宝”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首先看看官方的说法:2026年9月,新华社通报:徐湖平因受贿罪被判三年,罚款20万元,罪名是“为他人在承包工程、推动商业合作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这些行为无疑表面上看是受贿,但官方通报中还有一段内容提到,他在担任南博常务副院长期间,未按规定履行鉴定和复核程序,违规批准了《江南春》图卷的调拨,以及将书画调拨用于销售。这一段提到的并非“盗窃”,而是“违规调拨”,性质显然不同。
与此同时,退休员工郭礼典的举报内容则描述了他如何擅自撕毁文物保管箱的封条,指使鉴定专家将包括故宫南迁文物在内的馆藏真品鉴定为“赝品”,随后以低价卖给自己主管的文物商店,并转手给其儿子经营的拍卖公司,最后溜到了外国商人和各地的文物贩子手中。受贿的时间长达三年,但盗卖国宝却没有得到更深入的追究。这两者之间,不仅仅是措辞的区别,背后则是无数的国宝被牵扯其中。
举个具体例子。1959年,收藏家庞增和将137件明代仇英的珍品无偿捐给南京博物院,然而,在1997年,这幅《江南春》图卷被调拨到了江苏省文物总店,当时标价为2.5万元。其实,有个名叫张某的保管员暗地里将标签改为2500元,并安排他人出面,以九折优惠买走。有趣的是,发票上并未明确购买者的姓名,而是写作“仇英山水”,货号也留空。后来这幅画转手进入拍卖市场,最终在2025年5月以8800万元的高价拍卖成交。而南博方面却称,这幅画在60年代被鉴定为“赝品”,并于90年代按规定进行了处置。庞增和的捐赠中有五件“不翼而飞”,如果不是庞家后人在2025年发现这幅画的举动,可能事情就此沉寂。
在多达40名职工的联名举报中,包括13名党员和22名高级职称人员,举报材料甚至登上了新华社的内参。难以想象这是个什么级别的刊物,材料上了内参意味着捅到了高层,但举报的声浪却如石沉大海无影无踪。郭礼典非常直接地指出,徐湖平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是因为他的“行贿对象太多,背后的势力过于庞大”。这条逻辑链令人堪忧:作为博物院院长,竟能将国宝鉴定成赝品并低价出售,再用赚来的钱收买官员,让自己得到保护,举报信件虽能入到内参,却被保护伞拦截,17年来无人过问。
这并非一人的腐败,而是一张暗中交织的网络。徐湖平虽已去世,但还有29人同样受到了指责。2026年2月,江苏通报南博事件,指出徐湖平主要负责,29人被严肃查处,其中五人已去世,其余24人也受到相应处理。然而,官方通报中的措辞却是“履行岗位责任不力”或“执法监督责任不到位”,与“配合盗卖国宝”并不一致。可想而知,若一幅画从真迹被错鉴为赝品,涉及的人都没意识到问题,这真相又如何能够揭开?
如今,一部分文物已经被追回,而《松风萧寺图轴》仍下落不明。那些匿藏在外的画作,文物不能自言自语,但每一封被撕毁的封条都在默默呼喊。抗战时期保护下的故宫南迁文物共计2211箱、十万余件,曾经在战火中得以保存,而如今却遭自己的同胞撕扯封条。郭礼典提到,徐湖平长期阻扰故宫博物院归还南迁文物的要求,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一旦清点,真相便无处遁形。
现在,徐湖平已经去世,那么那些被他调拨出去的画作,那些被他撕掉封条的证据,那些被鉴定成“赝品”的真迹——真的将“死无对证”?不,真相不仅仅在于一个人的生命终结,而是仍在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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